从断代史角度考察朱子学的意义

　　朱子学是由朱熹集宋代理学思想之大成而创立的庞大学术思想体系，其经过后人的不断传承、发挥与弘扬，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正统思想与官方意识形态，并广泛传播至东亚地区，在中国乃及东亚地区的社会政治、学术研究和文明发展等方面都曾产生过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与作用。因此，作为一种变化着的、充满生命力的学术思想体系，朱子学是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演变的，并且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及时代学术环境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关系。

　　从研究对象上看，对于朱子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几个方面：一是对朱熹本人的学术思想、生平事迹、著述文本等内容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问题进行专题或综合研究，二是对朱子学派中的其他著名学者进行研究，三是对朱子学的发展演变进行断代研究。其中，前两者是目前学术界的关注重点所在，而后一种则相对受到忽视。同时，前两者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宋、元时期，而明、清时期则很少涉及。但从整个学术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其他时代的朱子学仍有其独特的时代特色、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是整个朱子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应受到忽略。

　　以笔者目前主要从事的清初朱子学研究为例，可以发现清代原来并非很多人所想象的单纯的考据学时代或理学之衰世。因为从时间上看，考据学的鼎盛期主要出现在乾嘉前后；从地域上看，真正从事专门考据并以此名家的学者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人数并不多，只占士大夫阶层的一小部分；从内容上看，清初不少考据学者尚怀有比较强烈的义理意识，其考据工作往往与其义理见解是紧密联系的。此外，更为关键的是，即便是在考据风气最盛的乾嘉时代，其也远未在思想界取得一统天下的地位。由于大部分考据学者逐渐丧失义理之兴趣，从而转变为职业化的考据家，使得理学特别是朱子理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垄断着义理的真理性和解释权，从而在思想界一直保持着相当的重要性。加之朱子学数百年来一直担负着官方意识形态的角色，更使得这种思想上的重要性演变为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支配力量。其通过经筵日讲、科举考试、政策律法、乡规民约、道德教条等形式将自身的影响力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而成为一套制度化的生活方式和全社会所普遍遵循的信仰与原则。所以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提到，“清代理学虽云衰歇，而程朱一派之潜势力，实未尝一日衰也。夫村塾蒙师，几无一不知有程朱章句集注者矣，而于经学最盛时代之经师及其著书，则除中流以上人物外，盖罕有知之者”。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无论考据学在学术上取得多大的成功，也不过是少数精英知识分子所热衷的一项门槛很高的智力活动，只要它没有发展成为一套与社会现实需要及发展趋势相结合，并为政治权力所认可的意识形态，就不可能取代朱子学的地位。

　　对于考据学者来说同样是如此。即便他们普遍对于义理之学不感兴趣，甚至在学术上表示蔑视，但其作为传统语境下的儒家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仍摆脱不了义理的纠缠。在考据学研究中常常会提到一句话，就是元和惠氏的“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其实这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典型的“考据学者的悖论”。因为在程朱的道德观念、道德行为背后提供理论支撑的正是其对儒家经典的义理化的理解和诠释，如果考据学者压根否定、厌弃程朱的义理和经典解释，又如何可以单纯地法程朱之行呢？反过来说，既然考据学者依然要肯定、效法程朱之行，其言行举止背后的思想观念和潜意识必然不能与程朱之义理彻底脱离干系。况且由于大部分的考据学者并没有自己的一套义理，而在学术讨论和社会政治生活中又不能完全避免义理的表达，结果往往只能沿袭宋明理学家的论述。所以，正如葛兆光所说，就思想世界的总体面貌而言，在清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甚至包括乾嘉时代在内，“事实上还是官方认可的以儒家经典为依据的、以程朱理学对经典的解释为主的、作为道德伦理教条的意识形态话语笼罩着整个思想界”。

　　具体到清初这个时间段来看，当时虽然同时存在着经世之学、考据学、理学等多种学术形态，但以朱子学为学界的主流。一方面，当时思想领域总体呈现出由王返朱之势，信奉朱子学的学者甚多，他们或居庙堂之高，或处草野之间，共同推动了清初朱子学的复兴，进而为整个清代朱子学立下规模。另一方面，清初朱子学亦有其自身的学术特色，恐怕不能仅以宋明朱子学的简单重复视之。面对变化了的社会状况和时代环境，清初朱子学也在反思、总结传统理学的基础上，努力调整自身形态，发掘固有资源，借鉴他人智慧，使原有的思想体系能够回应并解决新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要求。

　　同时，看似水火不容的考据学与理学之间也存在着某种难以割裂的联系。在素以辨别古今学术源流而见长的章学诚看来，朱子之学的特点在于“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而清代考据学的代表人物戴震、顾炎武、阎若璩等人皆通经服古、学求其是，“实自朱子数传之后起也”。钱穆基本同意章氏的看法，指出：“清代经学，亦依然延续宋、元以来，而不过切磋琢磨之益精益纯而已。理学本包孕经学为再生，则清代乾嘉经学考据之盛，亦理学进展中应有之一节目。”从这个意义上说，清代的经学考据虽然对于宋明理学有所补充和修正，但只不过是益增其光辉而已，终不能逃脱宋明理学的范围与笼罩。而萧一山亦注意到考据学与理学之间存在的这种内在精神上的联系，认为清儒所标榜的读书传注之学与程朱一派最为接近，实则延续了程朱理学的方法与精神，只不过更为客观、科学而已。而从历史事实上看，考据学的产生、发展与成熟也确实离不开包括理学家在内的一大批不同派别的学者在思想与行动上的共同参与和推动。

　　综上所述，研究清初朱子学，不仅对于清代理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和把握整个清代学术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与内在理路。以此为例，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论，如果能够从断代史的角度对朱子学进行较为全面、平衡的研究和考察，不仅有利于更加完整、真实地把握朱子学的思想内容与历史地位，而且能够对其内部的发展演变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有一个更加深入、贯通的理解。

　　与此同时，还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进行朱子学的断代研究时不能像过去一样仅仅关注这一时期个别著名朱子学者的重要义理思想，如果能扩大观察的视角，注重学术与时代之间的互动关系，既对朱子学中的重要义理思想做逻辑的、思辨的哲学分析与诠释，又将其整体置于特定的历史场景与思想语境中，综合考察其学术思想的各个面向，及其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和其他重要思想流派之间的互动关系，便可以对不同思想派别间的思想异同进行比较研究，同时实现对朱子学内部的义理思想、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的互相阐释与贯通理解，从而有利于完整地呈现朱子学的学术内涵与历史意义。（作者方遥：清华大学国学院博士后）